本刊消息 (黄柱 刘洗涌 钟万昌)“父亲经常告诫我们，国家培养你们，你们以后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要为百姓服务。”马上就是建党一百周年了，七一前夕，《政商参考》编辑部副主编钟万昌一行拜访开国元勋任弼时次女、前九届和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副部级干部任远征同志时，回忆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为党和人民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骆驼精神，任远征副部长眼中泪花闪烁，饱含深情。

(图为《政商参考》编辑部副主编钟万昌和任远征副部长合影)

叶剑英同志的评价：他是我党最好的党员

       叶剑英同志在《党和人民的骆驼》一文中曾评价：“弼时同志终身都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一心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什么名誉地位，不管人家知不知道，他总是三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贡献出他的一切。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１９０４年出生。14岁便考入了长沙明德中学，15岁转入长郡联立中学，认识了一心坚持革命的毛泽东。受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任弼时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8月，参加了正在筹建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赴上海入“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去到上海之后，他加入了上海共青团。1921年8月份，他进入了东大中国班学习，才改名为任弼时。次年年底，他正式成为了党员。1924年，他参加了列宁的葬礼，并为其守灵。7月份，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国后，翻译过一系列刊物，编辑过一系列稿子。1925年，他还指导青年团参加五卅运动。1926年，为了策应北伐，他又领导学生、工人罢工罢课。后来在安徽、上海活动，分别被捕，幸好有组织营救。１９２７年５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国共合作破裂后，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２８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３１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长征中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１９３８年３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１９４０年３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１９４１年９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１９４３年３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１９４５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１９４６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１９４９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任弼时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过度劳累使病情突然加重，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４６岁。

       任远征副部长回忆，父亲去世的第二天，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毛主席来到家中亲视父亲入殓，亲自为其执绋，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并亲笔题写墓碑。

(图为任弼时与任远征)

任弼时夫妇的爱情：亲密而又独特

       任远征副部长说，母亲原名陈仪芳，比父亲大两岁。他们的爱情，患难一生、生死与共，亲密而又独特，独属于革命者的浪漫恋曲。

       陈仪芳小时住在任弼时的家中，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陈仪芳12岁那年到长沙一家织袜厂当童工，陪任弼时读书。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弼时交学费，陈仪芳在厂里拼命干活。她自己吃穿特别节省，几乎把每月所挣的工钱都攒起来交给了任弼时。每逢节假日，任弼时都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看陈仪芳，看她累成那个样子，任弼时非常心疼。

       1920年，任弼时打算去上海学习，顺便准备去苏联留学的事情。面对任弼时的离开，陈仪芳心中是极为不舍的，但她知道她喜欢的少年心中有家国天下，有浩然正气，于是含泪送任弼时离开了家乡。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彼此都很牵挂对方。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但她不会写信，请别人代写，总是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话。便去参加夜校学习，很快就会写信了。虽然满纸错别字，任弼时却能完全看明白，心里十分高兴。他们之间热恋般地鸿雁传书，成为一时佳话。

(全家福。左起任远志、陈琮英、任远芳、任弼时、任远远、任远征)

       1924年秋，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陈仪芳接到上海。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名为陈琮英。不久，他们便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义无反顾。

       1928年秋，任弼时在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苏明爬上一辆拉煤的火车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娘，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任弼时一出来就去找陈琮英，他想赶紧夸夸自己机智的妻子。可是找到陈琮英之后，却见陈琮英红着眼眶。原来，被陈琮英带上煤车的女儿感染风寒去世了。听闻噩耗，满身是伤的任弼时悲痛地抱住自己的妻子："我们在为了革命赴汤蹈火，而我们的孩子也为革命献身，她是伟大的......"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才出狱。她把女儿送回老家，然后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后，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陈琮英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几次死里逃生。

       任远征副部长告诉钟万昌，我就是在长征途中生的，所以取名远征。

       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拣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并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1938年，任弼时带着陈琮英前往苏联工作，陈琮英把任弼时照顾得无微不至，这才能让任弼时认真专心地工作。而陈琮英也没有放弃学习，加入了共产党的她也在努力向自己的丈夫靠近。女儿"远芳"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了，只不过为了工作，只能把远方留在莫斯科。

       回国后的任弼时立刻投身于抗战之中，抗战计划和作战事宜，以及大大小小的事，任弼时几乎没有合过眼。陈琮英默默地照顾丈夫的生活，由于自己认真学习，她已经是个很优秀的女性了。她可以帮丈夫整理、抄写文件，这也是陈琮英最大的心愿。

       因为要跟随作战部队不停转移，常年劳累和辛苦让任弼时身上堆了许多病。陈琮英带着自己没有多大的孩子，为了照顾好任弼时也不停地迁徙。这一次陈琮英把孩子带在身上，以免再出现之前的悲剧(陈琮英生育的9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4个)。

       当迎来新中国那天，任弼时坚持了许久的身体，还是倒下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做共产国际代表时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一天也没有放下心，两个人又开始了曾经的书信交流。她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全家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脑溢血突发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眷恋之情和深深敬意，她说:“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2003年5月31日，陈琮英走过101个春秋，因病在北京逝世。

   (2019年元月，任弼时三女任远芳同志与钟万昌同志受邀出席香港特区政府会议合影）

任弼时同志的家风：对子女不溺爱，更不骄纵

       谈到任弼时同志的家风，任远征副部长说，父亲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总是以身作则，榜样示范，疼爱子女，却不溺爱，更不骄纵。

       任弼时的革命生涯中，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子女们一起生活的时间比一般家长要短得多。大女儿任远志出生不到百天就跟着母亲陈琼英坐了将近一年牢，后来被送回湖南老家寄养，直到15岁才见到自己的父亲。二女儿任远征出生在长征途中，随后也被送回湖南老家寄养，直到10岁时才又见到任弼时。三女儿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她一岁多时任弼时就奉命回延安工作，留下她像“野孩子”一样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慢慢长大。她对父母几乎没有印象，直到1950年她11岁多，任弼时到苏联养病，才得以与父亲重逢。只有1940年生于延安的幼子任远远与任弼时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但也不过10年。而任远志、任远征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4年，任远芳与父亲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仅有5个月。在和孩子们共同生活的短暂时光里，任弼时毫无保留地倾注了他的父爱。

       任弼时给子女讲大道理的时候并不多，他事事处处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他们，使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民族对人民有用的人。任远征副部长永远记得父亲常说的那句话：“现在我们打天下，将来靠你们建设天下。”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都选择了技术专业，没有学政治的。因为父亲让他们懂得，要建设新中国，首先需要科学技术。

       1946年，远征和姐姐从老家被接到延安，开始了和父母亲一同生活的日子。那时候，延安的生活实行配给制。远征刚到就领到了一个脸盆、一把牙刷、一袋牙粉、一块洗脸手巾和一只喝水缸子。她出于好奇，就跟着管理员到仓库去看，一眼就看中了一个粉色电光纸皮的小本子。那个本子真是好看，小远征看了又看，走开了，又回来。那个姓陈的管理员(因为母亲姓陈，任远征就管他叫“陈舅舅”)见任远征喜欢，就把本子给了她。远征高兴极了，小心翼翼地拿手绢包了又包，回家后还忍不住拿出来看，就这样被弟弟看见了。他们展开了“本子争夺战”，正巧遇到父亲回来，他就来看孩子们抢什么。等看到了本子，原本微笑的父亲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语气生硬地问她：“远征，这本子哪里来的?”她说：“管仓库的陈舅舅给的。”父亲说：“你给我送回去。”任远征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我要的，是他给我的。”父亲严肃地说：“这本子是给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怎么能这么特殊化?”这是任远征第一次看到父亲生气。她吓得立刻把本子送了回去。回来后，父亲还把孩子们教育了一番。从那之后，远征就知道，她是任弼时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

       和任弼时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生活朴素、严以律己，从不允许生活上有半点特殊。到北京后，远征一家住进了景山东街。那是一栋古旧的房子，父亲办公的房间紧挨着马路，常有公交车开过，很嘈杂。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们搬家。但当父亲了解到新地方已经有军队驻扎，便坚持不肯接受，他说“不能因为我而动迁一个机关”。就这样，他们一家一直住在景山东街的房子里，直到父亲去世。

       纵观任弼时的一生，都在忠实地践行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尽其所能做到了极致。对于这样一个无私忘我的“骆驼”，他的选择是为国家和人民流尽最后一滴热血，战斗到最后一刻，模范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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