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以其强大的计算、连接和学习能力，驱动全球数字经济从一个相对确定、线性的“经典时代”，向一个以不确定性、整体关联性和价值突变为特征的“量子经济”时代，正在推动世界进行历史上从无经历过的范式变迁。准确地说，人工智能不是“人工”的智能，而是“机器”的智能。人工智能引发的范式革命和人类过往的技术革命都不同，它既具有思维能力，它还具有决策功能。人工智能正推动数字经济从万物互联的1.0时代迅速迈向“万智智联”的2.0时代。我今天主要谈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全球数字经济新趋势，精准判大势才能正确地捕捉时代的窗口。二是数字跃迁要呼唤量子思维，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来解决数据要素、数字经济和数字文明等新问题。三是如何引领引带引动世界发展新格局。

当前，人类正加速迈向一个以智能化和融合化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新纪元，这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着复杂的挑战。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这不仅是一场技术升级，更是人类认知、生产方式和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变革。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过去的数字化提升效率转向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和人类生活生产方式。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税、平台反垄断、人工智能伦理与安全等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

一是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消费侧的红利正在趋缓，消费结构变化，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基本饱和，流量红利减弱。产业数字化在超级提速，制造、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加速“上云、用数、赋智”，成为新的增长点。平台化成为重要趋势，个人要平台化，企业要平台化，国家也要平台化。跨境数字贸易的崛起导致国际数据流通成为基本要求。到今年5月份，美国数字产业占全球的50%，中国是28%，剩下的所有国家加起来22%，欧盟和日本已经落后。

二是技术演进驱动整个商业模式不断迭代、创新。云计算与平台化，云服务成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形成寡头垄断格局；人工智能的普及，从推荐算法到大模型生成式 AI，逐渐从“提升效率”转向“改写生产流程”；多模态与实时计算，5G、边缘计算、IoT结合AI，推动实时数据处理与智能决策，延伸到物流、智慧城市、自动驾驶等，多模态系统融合，在实践中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三是组织方式和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平台经济崛起，Uber、Amazon、Alibaba等平台型企业改变了劳动关系与交易方式；远程办公、数字化协作工具已成为常态，劳动力市场出现平台化、碎片化趋势；技能结构变化，对数字技能和AI使用能力的需求显著上升，推动终身学习和再培训需求。在这些趋势中，我们怎么用新技术来计算、计量个人报酬，区块链能不能代替会计？区块链使得全世界都成了一本账，谁来做账，怎样做账？以及将来的区块链金融、区块链账目等，都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四是制度和治理的新挑战。制度是数字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机制，它既可以形成制度红利也可以产生制度产业。制度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因其特定的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行政体系、社会习俗等制度安排相对于其他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发展优势。这种优势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稳定，从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和发展潜力，带来超常规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制度产业是指制度本身可以形成重大的财富收益，它能够塑造产业，好的制度，如清晰的产权保护、公平的竞争法、高效的审批流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创新，促进产业繁荣。反之，僵化、腐败的制度会抑制产业发展，将是是推动数字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包括数据治理与主权，数字巨头的竞争格局，AI治理以及数字税与公平分配等。

五是社会伦理的变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技能普及方面差距仍大，形成数字鸿沟；生活方式虚拟化，社交、电商、娱乐深度线上化，带来隐私、沉迷与心理健康问题；就业结构的冲击，低技能、重复性岗位被自动化替代，而高技能、创造性岗位增长。工业经济的思维是线性思维，数字经济是非线性思维，工业经济是确定性思维，数字经济是非确定性思维。在工业经济时代我们注重机械的通用，在数字经济时代则要和合融通，这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但是各个国家发展战略都不一样。比如说欧盟，强调“规则霸权”，选择“以规则换权力”的道路。通过建立最严格的法律框架，占据全球AI 治理的道德和法律制高点。美国选择了“进攻性现实主义”道路，“对内松绑，对外施压”。为国内巨头扫清障碍，同时利用技术和盟友体系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围堵。中国采用了“应用驱动突围”战略，展现“问题导向”和“实用主义”色彩。“以应用反哺技术”，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物理学家戴维・玻姆(David Bohm)创立的“量子势理论”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的局域性与线性因果律，首次系统阐述了量子世界的非局域性、整体性与“隐含序”特征；到上世纪70年代，他进一步将量子现象与人类思维过程类比，提出“思想流与量子场具有相似的动态性、非线性”，为后续量子思维的跨学科应用奠定了物理哲学基础。

以色列学者丹娜・左哈尔(Danah Zohar)在1990年出版的《量子自我》(The QuantumSelf)中，首次将量子力学的叠加态、纠缠等核心原理与心理学、管理学结合，正式使用“量子思维”术语；后续在《量子领导者》《中国人的量子管理观》等著作中，她进一步将量子思维与道家“无为而治”“阴阳平衡”思想融合，提出“量子管理理论”，主张企业管理应打破层级壁垒、强调员工与组织的“纠缠式关联”。

在中国，量子思维的本土化传播与体系化构建由科学家钱旭红院士主导。2021年出版《量子思维》专著，系统提出“叠加、纠缠、动态跃迁”三大核心特征，并领导团队发布《量子思维宣言》，明确指出“AI时代的复杂性挑战需突破牛顿式确定性思维，量子思维是适配新经济范式的认知工具”；同时，他深入论证量子思维与老子“阴阳互根”“道法自然”思想的相通性，推动东方传统智慧与量子理论的深度融合。

想要预测、应对并引领未来的变化和趋势，了解并掌握量子思维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这里并非直接应用量子物理学定律，而是借用其核心原理作为一种理论隐喻和思维模型，以揭示新经济范式的内在机理。其本质是一场认知范式的革新。

以量子思维解码人工智能驱动的全球数字经济，呈现出五大特征。一是不确定性和概率性，解码全球数字经济的动态决策格局。从概率代替规律，过去我们说一定会产生什么，现在不一定了。二是叠加态思维，解构全球数字经济的多态探索格局。三是量子纠缠与关联性，重塑全球数字经济的跨域联动格局。四是整体性思维，构建全球数字经济的生态协同格局。五是观察者效应，以主动塑造重构全球数字经济的治理格局，类似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即世界”那样。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跨域联动格局中，AI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其渗透性使得原本界限分明的产业开始深度融合、相互纠缠，形成全新的、跨领域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

一是产业链的跨域联动。AI正在打破传统产业链的线性模式（原材料-加工-分销-零售），将其重塑为一个动态的、网状的、多产业纠缠的价值网络。例如，在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纠缠”网络中，“造车”这一行为，同时决定了新材料的研发方向、电网的升级策略、软件的开发模式和保险产品的创新。任何一方的突破，都会立刻为其他纠缠方创造新的机会或挑战。

二是全球产业的跨境纠缠。AI驱动的全球化平台，正在将不同国家的“消费端”与“生产端”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精度纠缠在一起，实现真正的全球需求-供给瞬时联动。全球产业的跨境纠缠指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无数个细微的环节，这些环节根据全球各地的比较优势，被配置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通过全球供应链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最终产品，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特征。这远不止是“国际贸易”，而是一种深度嵌套、相互依存、高度复杂的生产与合作模式。正在创造巨大的财富和效率，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巅峰之作，世界将出现出一种更加复杂、更具韧性、也更多受到地缘政治影响的“板块化”或“多极化”新格局。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再平衡，将是未来几十年各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的核心挑战。

三是开源开放的嵌入式全球化。嵌入式全球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跨国交易工程，而是一个贯穿硬件选型、软件架构、UI设计、测试验证和生产制造全流程的系统工程。成功的嵌入式全球化意味着你的产品具备了真正的“世界级”基因，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无缝融入全球任何角落的市场。它不仅可以扩张市场，因为产品要销往海外，必须满足当地用户的使用习惯、法规和语言。而且能够降低成本，相比为每个市场单独开发一个产品版本，一个设计良好的全球化平台可以大幅降低本地化的成本和时间。还可以提升效率，应用统一的代码库意味着功能升级只需进行一次，然后适配到所有地区版本，简化了维护工作。同时强化品牌一致性，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统一的高质量用户体验，有助于建立强大的国际品牌形象。我们强调的开放开源的嵌入式全球化就是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充分考虑并适应全球不同市场、语言、地区和文化需求的一套工程实践和方法论。其核心目标就是开发一个单一的、可灵活适配的嵌入式产品平台，通过最小的改动，就能高效、可靠地部署到世界各地的不同市场。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指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涌现一批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使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以数字社会基础设施为例。有预测显示，从现在开始，人类未来40年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将比人类以前4000年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总和还要多。

未来，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和合共生非常重要，将来的数字经济中，在多模态系统融合之外，一定会形成“工程生态”的格局，将来的产品会越来越少，场景会越来越多，生态会越来越多。

在价值链的重构与升级方面，首先价值链重心将从制造环节向研发、数据服务迁移，中小企业通过SaaS AI工具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提升自身价值创造能力。二是利润分配出现了重大改变。2025年全球价值链数据服务环节利润占比提升至40%，研发与创新环节获得更多利润分配，推动企业加大相关投入，促进技术进步。三是价值链重构促使各国企业重新审视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定位，调整发展战略，加强国际合作与竞争，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格局演变。

此外，还包括平台经济商业模式创新、国际数字经济区域合作调整、法律监管明显滞后等方面的机遇或挑战。

在这样的新发展格局下，在中国的AI发展路径与全球角色方面，中国的目标不应仅仅是“追赶”或“替代”，而是在新的范式下实现“引领”、“引带”、“引动”。这需要超越单纯的技术思维，构建一个包含技术、规则和生态的三位一体领导力模型。

一是构建非对称的技术先导力。与其在GPT-X的竞赛中耗尽资源，不如开辟美国尚未形成绝对优势的新战场。首先，深耕产业AI，发挥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在工业、农业、能源等领域形成“场景即护城河”。其次，抢占下一代AI制高点，加大对量子计算、光子芯片、类脑计算等颠覆性技术投入，实现“换道超车”。再次，打造数据要素核心优势，将海量数据资源转化为高质量的AI训练资产。

二是塑造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治理领导力。在全球AI治理的“美欧之争”中，中国可以提出务实、包容的“第三方案”。首先，提出“中国版”治理框架，强调“敏捷治理”和“场景化监管”。其次，将治理标准“融入”技术方案，向海外输出解决方案时，捆绑输出中国的治理标准和伦理框架。再次，主导或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将中国的技术实践转化为国际标准，争夺话语权。

三是建立开放包容的生态滋生力。领滋生力不仅是自身强大，更是构建一个有别于美国封闭性技术联盟的开放生态。首先，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性价比的AI基础设施和行业解决方案。其次，构建去政治化的开源社区，强调技术中立和开放协作，形成独立于美国技术生态的“第二极”。再次，实施全球AI人才引力计划，利用开放姿态和优厚待遇，吸纳全球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