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杠杆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不会过于宽松来刺激经济,也不会突然大幅收紧。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时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稳健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撑。可以预期的是,今后货币政策将更加稳健、中性。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表示,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会议将货币政策与抑制资产泡沫结合起来,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表述?这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重心发生转变甚至转向?
抑制泡沫防控风险
“近期,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较快,当前提出抑制资产泡沫主要考虑的是这一因素。”包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认为,资产泡沫会影响金融稳定,因此需要引起重视。
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64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部分热点城市涨幅达到三四成。与此同时,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明显较快。前三季度全国个人住房贷款增加3.63万亿元,同比多增1.8万亿元,尤其是在7月份,房贷占据新增贷款的“大头”,而企业贷款甚至出现了少见的负增长。
短期内,个人住房贷款迅速增长引起了不少担忧。一方面,流入房地产领域的资金增多,成为了房价上涨助推器;另一方面,个人住房贷款短期过快增加,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目前居民加杠杆还是有空间的,风险可控,但短期过快增加也会加大风险。”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目前,我国住房按揭占GDP的比重在25%左右,相较美国40%以上的水平,我国居民加杠杆仍有空间。但短期增加过快的话,风险不容忽视。从银行体系来说,大多数银行今年都把住房按揭作为重点,在有效地满足居民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同时,也出现了假按揭、首付贷等情况,这些违规行为有可能加大将来违约的风险。
温彬认为,在全球量化宽松以及负利率的背景下,中国利率水平降低有利于降低投资消费门槛,降低成本,有助于扩大投资消费。“但在杠杆率运用上要谨慎。”温彬认为,杠杆率包括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企业通过银行负债,加大经营财务风险。居民部门杠杆率过高,又会导致资产膨胀,利用高杠杆率进行投机炒作,就会助长泡沫。所以无论是企业部门还是居民部门,在保持低利率的水平下,对加杠杆要保持谨慎态度。
此外,金融机构的加杠杆行为也需要引起重视。温彬介绍,如在债券投资方面,一些金融机构期限错配,用短期资金投资较长期的产品;还有一些加杠杆的行为,如金融机构把融资买入的国债反复进行质押融资后再投。这都在无形之中加大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
货币政策并未转向
“稳健仍是货币政策主基调。”华而诚认为,在去杠杆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不会过于宽松来刺激经济,也不会突然大幅收紧。抑制资产泡沫更需要搭配宏观审慎政策。
前三季度,宏观数据虽然显现出一些积极迹象,在温彬看来,当前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并不牢固。因此,货币政策仍要保持稳健,不能使得利率大幅升高或者流动性出现较大波动,而是应当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巩固好前三季度的积极势头。
从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来看,从2014年11月至今年2月底,央行频频使出降息降准等工具,但最近半年多来却再未降准降息。取而代之的是在公开市场上更为频繁的操作。
如在11月3日,央行再度进行了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这已经是央行年内第十四次开展MLF操作。今年2月底以来,MLF叠加逆回购的“小步快走”模式取代了去年多次的降准降息,同时再辅以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使得今年市场流动性处于适度状态。
“央行‘缩短放长’等措施也能减少金融机构在债券投资方面的期限错配和加杠杆行为。”温彬表示,包括把商业银行理财纳入到广义信贷来统一考量,也有助于抑制金融机构债券投资加杠杆行为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但下一阶段还是有充足的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确保整个市场流动性的稳定。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也预计,今后货币政策将更加稳健、中性,进一步放宽流动性,如降息降准的可能性大大下降。
结构性改革仍须加力
“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华而诚认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时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包括稳健的货币政策予以支撑。
华而诚认为,目前各国已经意识到过度使用货币政策会产生负面效应,也了解必须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及结构性改革,但是在实施时阻力重重。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可以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共同发力,实现中国稳增长同时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针对房价问题,温彬认为,房价走势出现了分化,因此调控政策要体现差异化,如在首付比的设置上,要体现出不同城市和地区的差别,要在三四线保持较低的水平,降低城市化的门槛。同时,对于一线和个别二线城市的刚性需求要保障,对投机炒作则应进一步限制。更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一些宏观调控手段包括限购、提高首付比等,都是短期动态的手段,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加大一线城市土地供应,建立住房保障长效机制。
还有专家建议,要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双创”企业的支持,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加快发展民营银行等,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还需要深化国企改革,改变部分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出清僵尸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经济日报记者 陈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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