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为文旅融合的重要空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不小的挑战。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都是“回到来处”，只不过前者是回到自然，突出保护、游憩，重在自然之美，是块状发展空间的保留；后者是回到历史，突出传播、意义，重在人文之美，是线性发展空间的重构。因此，国家文化公园有很重要的创新意义，是与国家（自然）公园并进的模式创新，但需要突破的问题有很多。因为国家文化公园不是传统的块状区域模式，最主要的挑战来自线性空间的大跨度和大协同，难度很大，需要关键节点的增长极带动，需要有创新示范模块。

中央的原则是，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如果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管理机制，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效能没法发挥，明晰的市场认知形象也没法建立起来（如果仍然支离破碎、一如既往的分割性认知，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可能会大打折扣）。要处理好空间、认知、网络和云平台等空间问题，需要构建形象、标识、服务、标准方面的统一，需要通过授权体系推动价值拓展，通过网络平台推动空间延伸。

第二，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前提就是对文化概念范畴的认知深化以及旅游形式创新、业态创新的管控要求。当前关注文旅融合的重点其实主要被局限在优秀传统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上，广受关注的文旅融合的创新主要也是集中在优秀传统文化层面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在文旅融合发展中没有充分体现。下一步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任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一，用现代的时间模式去浏览过去的空间意义所造成的困难，在错位中增加了体验设计和产品开发的难度。“在他们的灵魂里，我们无法找寻到他们所见的痕迹。”大量的史前文明、大量的历史文物、大量的文化记忆如何在中华文明探源之外转化为在地体验的热情是历史留给现在的难题。

第二，在“线”场的体验如何转化成在“现”场的消费的难题。国家宝藏也好，唐宫夜宴也好，文化领域的创新频频出圈，都是展示方式的创新，也都是在线场的体验。《黑神话：悟空》火遍全国，各地也都在积极宣传这个游戏中场景的现实景观，但这并不是说游戏迷自然会转化为游客（想想诺奇克设想的虚拟体验机和巨大的虚拟体验图书馆、普特南设想的“钵中之脑”）。如何转化为在现场的体验?还需要考虑如何弥合从文化的线上展示到旅游的线下体验而形成的巨大缝隙，从在线场到在现场的转化还需要谋划和打磨，宣传的视角如何转化为游客的视角也还需要高度重视（视频中的美轮美奂如何转化为眼见为实?）。

第三，越是古代遗址等文明遗存，越是遥远历史的文化故事，越是考验转化创新解说能力。需要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解说系统，其中既包括技术层面也包括市场层面。解说系统如何根据技术革命来一场革命（人工解说、电子解说、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生成式），如何根据受众特点和偏好来设计好解说（信息爆炸、历史陌生、建立连接、产生共情、深化体验）；需要构建讲好故事的基本标准或主要模式，明确究竟怎样才算把故事讲好了、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讲（即如何平衡喜欢听的和应该听的）、究竟应该如何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当下的社会关切建立关联，如此等等。

第一，应在文化强国的宏观战略中谋划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文化强国需要对内文化认同度高，文化自信度高；对外文化认知度高，文化好感度高。此外，还要体现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能力强，现代文化创新性发展能力强；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高（不是指保护得好，而是要突出保护弘扬传承利用之间的协调），科技化水平高（包括资源数字化和管理的智能化），学术化水平高（在文化学术研究上有全球影响力），实战化水平高，包容性水平高（包容性越强，创新性越强，要能“瓷器店里捉老鼠”），国际化水平高（国际话语、国际技术、国际要素、国际手段、国际影响、国际开放、国际标准、国际规范）。

第二，要在三种文化的整体体系架构维度思考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任何文化，固化和回头都不是正道”，不做文化发展上的“啃老族”，要用好体现好三种文化。在传统文化非常厚重的情况下，如何在古今思辨、革故鼎新中发展出新的文化印记?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这里的“两创”也可以分别用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优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要处理好有意思和有意义之间的关系。文化已经在旅游中“被看见”，下一步要解决如何让旅游在文化中“被记住”的问题。如果一个文化产品无趣的话，就无法成为旅游者选择和体验的对象，“以文塑旅”就成了空中楼阁；如果一个文化产品只被“打卡”的话，就无法被真正唤醒和重新发现，“以旅彰文”就是镜花水月。

第三，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下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秉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在理念上重新梳理保护传承弘扬的关系。保护好是传承好和弘扬好的基础，但是只是保护好，并不能体现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将科学保护、精准利用，也就是要把效能化发展纳入文物和文化资源治理水平和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总体上，要让文物文化更开放（保护传承利用），文物文化更可亲（基因解码、文化符号、解说革命，在身边的文化、可消费的文化），文物文化更时尚（科技元素、展示方式、创新创意），文物文化更可忆（带走文创、带走记忆）。

来源：《武汉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